今年以来，国内媒体频繁提及，中国“世界工厂”的标签正在受到越南以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挑战。根据越南工业和贸易部的数据，越南一季度出口额885.8亿美元，同比增长12.9%。同期，中国广东深圳出口额4076.6亿元（约合608.3亿美元），同比下降2.6%。越南出口额超越深圳这一事实引发广泛焦虑。

对此，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越南替代中国作为制造业强国的担忧被过分夸大，另一些则表示，供应链外溢实属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据估算，仅在2019年前四个月中，美国从越南进口的商品同比增长近40%，而同期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下降了13%。亚洲开发银行相信，如果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越南经济将在三年内累计增加其GDP的2%。

人口规模基数以及对外国资本——尤其是来自中国FDI的高度依赖决定了越南制造业对中国的威胁有限——结构性弱点意味着越南真正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难以成为现实。尽管政府已经发起一场促进生育的运动，但是截至2020年6月，越南的劳动力规模仍然仅为中国的7%。

此外，其出口产品由大量中国和韩国的“中间产品”主导。不过，就各全球市场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份额而言，越南的出口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台湾地区紧随其后）。

左图：中越出口额及增长率比较；右图：中越GDP及增速比较，二者体量悬殊（来源：CNBC）

左图：2017年全球出口总额中美越市场占有率比较；右图：中越劳动力规模比较（来源：CNBC）

左图：越南出口投资本土及外资占比；右图：越南进口源头市场由中国和韩国主导（来源：Carnegie Endowment）

Financial Times曾于今年2月如此评价：“越南政府以更大可能承接全球化进程中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会出现去工业化现象。越南力图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上与中国竞争……在特定领域，越南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的竞争，导致中国国内部分产业流失，国际市场份额被挤占。”

对此，本文作者认为，越南对中国制造业订单需求的吸收能力有限不能代表中国供应链外溢现象不值得引起警觉。去工业化作为Anglo-Saxon模式——即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的附带产物，主要在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市场，尤其在近年来去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呈现出重重弊端与危机。

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去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还是“前车之鉴”？

一、“学历通胀”与择业观变迁：年轻人更愿意过一种自己能够掌控的生活

事实上，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不限于此。

教育部数据显示，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为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人规模，同比增长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挤入“体制内”以求安稳。

据悉，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逾212.3万人，平均录取比例为68∶1。根据新浪财经，这一数字在最受欢迎的编制岗位甚至达到了20813∶1。

然而，伴随着中国毕业生巨大职位缺口的却是中国制造业巨大的人才缺口。这意味着，造成制造业“用工荒”现象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

教育部于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至2021年的57.8%，劳动力素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降低高等教育入学门槛的初衷原本在于提升中国人力资本，但是，劳动力技能供需错配却造成了日益加剧的“学历通胀”，这种学识贬值的背后是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技能闲置产生的高昂机会成本。

央视财经曾于2021年12月指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接近6200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人才缺口率高达48%”。同时，“职业技术院校学生未毕业就被抢空”等职校毕业招聘话题冲上热搜。

今年2月，中国人社部于发布的《2021年四季度“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统计数据表明，制造业缺工状况持续，智能制造领域缺工程度扩大。在100个最缺工的职业中，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占比从第三季度的40%增至43%，这一比率自2019年第三季度该排行发布以来居高不下。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企业不仅颠覆了产业，还颠覆了劳动力市场——年轻蓝领正在逃离工厂，跻身物流配送以及网约车等互联网服务业创造的新兴就业岗位。早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夕的2019年，中国快递业务从业人数已突破1000万人，餐饮外卖员人数超700万人。2020年的新冠危机加速了互联网服务业对制造业劳动力的“吸收”。据悉，仅在2020年两个月间，某平台骑手便新增58万，其中40%来自制造业。

左图：2025年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率或高达48%；右图：疫情期间四成新增骑手来自制造业（来源：央视财经）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新年指出劳动力产业迁移的本质是蓝领工人正在从技能要求较低的加工制造业转至技能要求同样较低的互联网服务业。

在技能门槛相似的条件下，互联网服务业的附加价值是劳动力迁移的驱动。这种附加价值除了薪酬福利因素，还涉及精神层面的非货币因素。前者映射出制造业企业较互联网企业生产效率可能更低——低利润难以覆盖高薪资、高福利，后者则意味着新一代蓝领的择业观变迁。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2667元，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平均年薪为68506元（月薪5708.83元），即使薪酬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平均年薪也仅为71576元。然而，58同城发布的《2018年送餐员就业报告》表明，早在2018年，全国送餐员平均薪资已达7750元。

中智咨询于2020年进行的一项关于一线蓝领用工荒情况的调研报告结果显示，66%的受访企业正在面临“用工荒”，55%的受访企业将蓝领用工荒归因于技能蓝领或普调操作工短缺。在遭遇蓝领用工荒的受访企业中，90%的企业表示年轻一代对一线蓝领工作的就业意愿低，45%的企业认为较差的工作环境是造成该现象的原因，41%的企业将此归咎于缺乏竞争力的薪酬福利。

一线蓝领逃离工厂的原因（来源：中智咨询）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昕指出，快递行业“上手快”，同时，“你可以掌控自己挣多少钱”，“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过一种自己能够掌控的生活”。在央视财经节目中，一位骑手坦言，“宁愿拿外卖三四千元的工资，也不愿拿工厂五六千元的工资…一天到晚像机器人一样”。

新一代蓝领的择业观变迁（来源：央视财经）

由此可见，劳动自由度与自主权是蓝领劳动力产业迁徙的主要决定因素。

元气资本此前指出，“工业革命的里程碑式意义之一可能便在于，人类社会从对动植物的驯化走向对人类本身的驯化”，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代价包括“工业革命爆发初期工人阶级在个人和家庭生活方面作出的妥协，以及在自由、健康等个体利益方面作出的牺牲”。

如果基于社交范式变迁的中国运动热潮意味着年轻消费者“正在从机器手中夺回主权”，那么中国蓝领工人的择业观变迁则意味着年轻劳动力正在从机器手中夺回主权。

事实上，中国年轻一代对自由的渴望之强烈，已经使得新兴蓝领岗位对其的吸引力蔓延至“白领”群体。央视财经指出，“很多原本有着‘体面工作’的人也开始另谋出路——中年程序员选择跑滴滴，月薪4万的设计师选择送外卖”。

作为中国年轻一代学历通胀和择业观变迁的结果，互联网行业“卧虎藏龙”。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突破2亿人。

对 “自主”的追求源自制造业工厂严苛的管理方式，“工厂只有标准，没有创造，只有服从，没有自主”。本文作者认为，这一管理制度带来的不适感本质上源自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的劳资矛盾。不过，伴随互联网蓝领“自由”与“自主”的是互联网服务业较弱的契约关系。这意味着行业劳动关系高度不稳定，人员流动率极高。

尽管自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2年居于世界首位，但是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011年的32.06%持续下滑至2020年的26.18%。值得注意的是，该数字在2021年为27.4%——这一小幅提升意义重大，它代表着中国制造业GDP占比近十年来的首次回升。

左图：2004年-2020年中美日制造业增值产出比较；右图：2004年～2018年中美全球制造业产出市占率比较（来源：Caixin Global，Statista）

1980年～2018年各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源：Statista）

制造业在薪资和工作坏境方面的竞争力不足意味着其在生产效率方面的巨大提升空间，而其在管理制度方面的吸引力缺失、甚至面临抵制，则源自机器与人性的碰撞和摩擦。如何实现中国制造业的效率提升？如何化解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劳资矛盾？

由上图可见，在全球各市场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家GDP比重排名中，除了受益于廉价劳动力的新兴市场中国仍然居于首位，高昂的劳动力并没有剥夺德日两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二者制造业占GDP比重常年位于第二梯队。

德国莱茵模式或能为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供应链外溢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错配困境带来些许启示。

二、甜蜜陷阱：去工业化转移竞争优势，工业衰退激化社会矛盾

Peter Hall与David Soskice在Varieties of Capitalism中将资本主义经济归为两类——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等为代表的LME（Liberal Market Economy），即自由市场经济，和以德国、日本、瑞典、奥地利为代表的CME（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即协调市场经济。

由于前者在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贯彻执行，因此又被普遍称为Anglo-Saxon Capitalism，即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从欧洲模式和亚洲模式，到德国模式和北欧模式，学术界对后者概念的进一步拆解不尽相同。同时，北欧与欧洲大陆模式常被统一视作与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对立的“福利资本主义”（Welfare Capitalism）。

元气资本此前提到，以ALDI为首的硬折扣店的诞生源自两次世界大战为德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灾难。不过，战后西方世界经济普遍迎来爆发式增长，美国由此进入“黄金时代”，而德国实现的经济奇迹则最为亮眼。

工业生产作为德国经济增长引擎，仅在1950年便飙升了25.0%，这一数字在次年仍然高达18.1%。时至1960年，德国工业产值在十年间增加超2.5倍以上，GDP增长了三分之二，就业人口较1950年增加43.5%，失业率从1950年的10%降至1.2%。

多数学者认为德国经济奇迹止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际。1993年，德国经济萎缩了1%。民族统一意味着德国市场需要吸收1800万成本低廉但是生产率低下的劳动力——民主德国生产率被认为仅达联邦德国的40%至70%，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德国面临亚洲和东中欧等具有生产成本优势的新兴市场的竞争。

与之相对的是，1991年，美国人均GDP仅比德国高出2000美元。然而，这一差距仅在十年内便扩大至12000美元。

虽然本文作者认为美国经济腾飞很难排除冷战结束这一政治稳定因素——1991年正值苏联解体，但是David Audretsch和Erik Lehmann在The Seven Secrets of Germany中将该现象全然归因于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竞争优势的转移”——如果“大型工厂”推动了二战后的经济繁荣，那么90年代的经济复兴则受益于全球化经济，“竞争性生产制造从北美、西欧等高成本国家转移至亚洲、东欧和中欧…...该模式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迁入低成本国家”。

经济奇迹消失的德国甚至一度遭遇The Economist冠其以“欧洲病夫”的称号。不过，美国经济在经历“喧嚣的90年代”后偃旗息鼓，而德国则凭借出其不意的复苏呈现出极强的经济韧性——全球化经济为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践行者带来了经济飞跃的同时，也将它们推入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sation）陷阱。

去工业化经济模式普遍被认为始于70年的西方经济衰退。

根据Fisher Investments UK，英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以及劳动力份额在1960年战后繁荣期间达到36%峰值，这一数字在2018年已跌落至9%。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于1953年攀至29%顶峰后持续下降，时至2018年仅为11%。

虽然这一比重在德日两国也出现相应下降——1970年，德国制造业占其GDP的36%——但是截至2018年，二者仍然维持20%以上的制造业占GDP比重。

Azar Gat在War in Human Civilisation中引用的数据表明，英国制造业产出的全球市场份额从1830年工业革命期间的9.5%飙升至1860年至1880年间的22.9%。时至1973年，这一数字已经下滑至4.9%。

进入70年代，伴随着两次石油危机和来自亚洲市场低成本制成品的大量涌入，英国经济陷入困境。元气资本此前提到，朋克青年便在此背景下诞生。此后，英国煤炭开采业崩溃，纺织业、汽车制造业均受重创。

左图：1830年～1973年各国制造业产出及全球市场份额，假设英国1900年产出为100%；右图：1969年-1984年美国各产业产值及就业人数增长率（来源：War in Human Civilisation，U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与之类似的是，美国制造业劳动力占总就业人口占比从1953年的32.1%跌至2017年的8.5%。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79年触及1940万峰值后持续下滑，时至1987年已降至1，760万。

最惨烈的损失发生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制造业就业岗位从2001年1月的1，728万跌落至2010年1月的1146万。煤炭开采、钢铁制造、汽车制造等制造业急剧萎缩，Rust Belt，即“锈带”一词由此诞生，用以指代自约1980年起经历工业衰退的美国地区。

1947年～2016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Real GDP比重（来源：Bloomberg）

如果中国互联网服务业对制造业劳动力的吸收是一线蓝领工人的主动选择，那么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锈带工人不仅毫无选择，还因失业和随之而来的贫困一蹶不振，许多工人堕入酒精成瘾、药物成瘾的深渊。

锈带城市不得不与人口流失、教育匮乏、税收收入下降、失业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以及毒品、无限扩张的福利名单、赤字支出和糟糕的市政信用评级作斗争。锈带具有象征意义，是美国经济遭受去工业化、经济衰退、人口流失和城市衰退等重击的缩影。

英国朋克青年现象是彼时首相Margaret Thatcher通过削减导致X-Inefficiency的“过剩”就业岗位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结果，而美国锈带现象则是同时期总统Ronald Reagan通过产业链外迁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代价。

事实上，面对深陷70年代经济灾难的西方市场，解救行动如此迫在眉睫，以至于效率、而非个体生存状态，成为英美两国衡量经济解决方案的单一指标。由此，去工业化现象随着Thatcherism和Reaganomics加剧。

左图：1959年～1984年美国服务业及制造业就业人数变化；右图：同期服务业及制造业产值及就业人数占比变化（来源：U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本文作者认为，企业及其股东、而非工人阶级，受益于产业链外迁带来的成本优势。这或是70年代以来英美贫富差距加剧、最高收入集中度攀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英国脱欧与法国黄马甲运动均被认为与去工业化引发的社会矛盾息息相关。同时，美国锈带的社会影响之恶劣，使得自80年代以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纷纷花费大量时间以解决该地区的经济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全球市场竞争和帝国主义消亡，工会主义和社会福利也被认为是英国工业衰退的主要原因。本文作者认为，工会主义正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劳资矛盾的结果。“劳动力机械化”（Mechanisation of Labour）常被视作该模式经济体工业社会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这一文化现象似乎正在中国市场重现——支撑中国蓝领青年作出逃离制造业工厂抉择的，或正是这样一种价值观。

伴随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及其引发的劳资矛盾为其赢得Cut-Throat Capitalism，即“残酷资本主义”的称号。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与德国经济模式同属一支的北欧经济模式建立在基于劳资合作关系的社会社团主义（Social Corporatism）经济之上，因而涉及全面福利和多层级集体谈判，加入工会的劳动力比例和公共部门就业人口占比极高。

该模式因其慷慨福利、维持在极低水平的不平等程度和极低水平的最高收入集中度而被不少经济学家亲昵地称为Cuddly Capitalism，本文暂直译为“可爱资本主义”。

“残酷资本主义”激化劳资矛盾，“可爱资本主义”糅合劳资利益。

虽然去工业化常被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经济体“美化”为振兴经济的主动抉择与明智之举——去工业化只是现象、并不等同于工业衰退或失败，但是本文作者认为该现象实属该模式下诸国面对文化变迁这一“内忧”与全球化竞争这一“外患”的被动应对（甚至躲避）举措。社会文化变迁的根源在于劳资矛盾，而全球化竞争的根源在于等价商品的生产效率不足。

“美国制造”从战后繁盛到凋敝，而“德国制造”在主要西方国家纷纷陷入去工业化陷阱之际却并未受到低成本国家的猛烈冲击。那么，德国莱茵模式如何调和劳资矛盾，如何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以生产效率覆盖高昂劳动力成本？

三、集体主义化解劳资矛盾，自由主义推动颠覆式创新

与规模庞大的美国企业不同，德国企业通常践行“小即是美”。根据The Seven Secrets of Germany，德国99.6%的企业为Mittelstand，即雇员往往不超过500人的中小企业。德国60%的雇员就职于中小企业，大公司从业人员仅占五分之一，远低于美国。

美国企业“或者庞大、或者灭亡”的普遍现象可能源自这样一种“催熟”机制——上市企业过度关注市场份额增速，这种“短视”使企业失去可持续性，从而变得“短命”。与之相对的是，德国中小企业多为家族私营，它们韬光养晦，通常拒绝公开上市（例如ALDI）。许多企业锋芒收敛却收益惊人，因而素有“隐形冠军”之誉。

为了应对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低成本价格竞争，德国企业将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而非价格，作为竞争力。此外，高技能劳动力和集体主义文化或是莱茵资本主义（Rhine Capitalism）经济模式下德国实现足以覆盖高昂劳动力成本的生产效率的关键所在，而劳动力之所以能够实现高技能主要归功于德国的“学徒制”社会基础设施。

据悉，德国83%的学徒来自中小企业。与中国目前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错配以及学历通胀不同，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体系”使得选择进入职业学校、而非大学的学徒早在青少年时期便积累了精湛的技术。

职业教育通常要求学徒将时间一分为二——一部分给雇主，一部分给培训机构。此外，技术学校与企业的密切合作使得地方职业学校与当地产业紧密连接。

2013年，仅有28%的25岁至34岁德国人接受过大专、大学教育，近三分之二的22岁以下德国人加入学徒项目。同期，欧洲大陆国家、甚至美国，都在为青年高失业率深感焦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技能不及德国学徒的毕业生劳动力，生产效率低下，薪资成本却比第三世界高出甚远，在国际市场毫无竞争力。因此，即使在西班牙和希腊近一半青年失业的2014年，德国青年失业率仍低于8%。

值得注意的是，Universitt St. Gallen一项基于百家德国中小企业1.47万名员工的研究结果显示，97%的受访者对所在企业抱有集体意识，同时，97%的受访者认为其价值观与企业一致。

事实上，德国企业中小规模的优势之一，便在于易于形成具有情感联结的企业文化。这使员工常常能够超越对财富这一单一指标的追求，而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与职业道德大幅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同时，企业则对员工抱有高度信心和信任，它们提供极大程度的自由与个人灵活性——员工往往能够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弹性工时）和工作空间（例如居家办公）。

这种和谐关系或来自于“劳资共治”，这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的“劳资对立”形成鲜明对比。

大型企业受制于规模，工作决策必须经由高层制定，而家族企业恰恰相反，有限的规模拉近了高层与基层的距离——工作沟通没有层层障碍，员工能够直接提出建议并参与决策。

事实上，德国企业的决策结构与美国截然不同。法律授权决定了银行和工人（工会）在企业决策上的话语权，监事会完全独立于董事会。监事会的成员资格和监事会的规模严格遵从法律要求。

同时，《劳资联合委员会组成法》明文规定，职工委员会（Betriebsrat）享有“共决制”（Mitbestimmung）。此外，由于许多中小家族企业位于小镇和社区，这进一步将企业管理者、员工和社区的关系紧密柔和，并且代代相传。

与之相对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的工人表现通常被精确跟踪并记录，从流水线工人到办公室白领，员工因受苦于“疏离感”和“绝望情绪”而备受世人瞩目。

集体主义文化使得德国中小企业员工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满意度大幅提升，随之而来的员工极高的忠诚度进一步将离职率和流动率压至最低。自由主义、“劳资对立”与个人主义的相互强化使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企业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进一步恶化，人员流动率由此居高不下。

人员流动意味着熟练技能员工和劳动技能投资的损失，以及聘用新员工和新员工磨合期效率低下产生的成本，因此，低流动率带来的成本节约进一步加强了德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

David Audretsch和Erik Lehmann指出，美国员工平均年离职率为30.6%的，德国员工平均年流动率为7.3%，这一数字在德国中小企业年更是低至2.7%左右。美国员工平均工作任期不到4年，而德国中小企业雇员平均工作任期长达33年。

德国中小企业的低流动率不仅体现在其与员工的紧密联结，企业与关键供应商和客户的关系牢固深厚，并且代代相传。最大程度利用当地资源的能力提升了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由此可见，从管理者和员工，从供应商和客户，与日本企业相似，德国企业的制胜秘诀似乎源自“稳定”。

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稳定与创新是否互不兼容？

社会文化决定了德美两国在社会流动性上的巨大差异。德国企业持久稳定，而美国企业显得有些“动荡不安”（充满活力）。德国社会对创业“失败”极低的容忍度或是源于公众对个体社会责任感的期待——人们几乎将诚实但资不抵债的创业者视为诈骗分子。

不过，企业家精神与这一国情并不冲突。区别在于，“无名小卒”身居美国富豪榜首的同时，德国位于财富排行榜首列的往往是知名中小型企业的后嗣。

本文作者认为，社会流动性可能并非决定社会矛盾的单一因素——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下的自由主义为极高的社会流动性提供了可能，但是从失业工人到在任雇员，极低水平的生活和工作满意度激化了社会矛盾；而莱茵模式下的社会关系稳定虽然意味着潜在的社会流动性缺乏，但是员工极高的参与度、自由度和自主权——最重要的是，高就业率和高薪资福利——非但没有带来任何阶级冲突，反而化之于无形。

德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受益于企业规模与政府机制。伴随巨型企业的官僚主义等文化因素和灵活性缺乏等结构性因素无法对中小规模的德国企业造成任何困扰。

此外，如上文所述，产品质量和创新与技术被德国企业视为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下的差异化竞争优势。然而，“稳定”曾经一度阻碍德国企业创新。

为了点燃企业家精神，德国前总理Gerhard Schröder曾于2004年发布“创新之年”宣言，并开展体制改革。总理办公室和联邦议院制定的Innovationspakt（创新协议）扩大了研究方面的联邦预算拨款。德国的研发支出从2007年2.4%的GDP占比提升至2012年的2.8%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David Audretsch和Erik Lehmann对此引以为傲，“神奇的德国一直在驳斥制造业于创新之间的权衡…创新和制造更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本文作者认为二者难以兼容，一个经济体必需对此作出相应程度的取舍。

这或是为什么教育变革成为提升德国创新能力的举措之一——德国教育部与科学基金会联手发起“卓越计划”，扩大尖端研究资金规模，增强德国研究和大学的国际竞争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入学率从2001年的32%提升至2011年的46%”。

由此可见，强化职业教育甚至引入学徒制即使能够帮助中国脱离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错配困境，但是对此的过度依赖将拖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此外，尽管伴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社会矛盾或对国家政治稳定造成极大困扰、甚至威胁，但是该模式向来不乏颠覆性创新（Radical Innovation）。与之相比，莱茵模式下的“渐进式”创新似乎更加谨慎。如果社会流动性差异可能是致使该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为了兼顾社会稳定与创新，不仅双元制教育体系的分配关乎平衡，社会流动性程度也关乎平衡。

智联研究院发布的《2022春季人才流动报告》数据表明，今年春季，互联网员工转行率升高，制造业呈现出些许回流迹象，这或于互联网行业不景气有关。中国制造业为了实现具有可持续性的就业吸引力和国际竞争力，结构性和系统性改革势在必行。

短期而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错配带来的产业机遇或在于工业机器人、SaaS或自研软件等降本增效的技术工具。此外，职业教育机构及平台或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劳动力技能错配的解决方案之一。